革新政经, 推广教育

教学行政写作, 发挥全才

王孝泉极少与家人谈到他的事业与志趣, 因此他们所知有限, 只记得他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教职, 而且工作忙碌, 晚上回家了还往往关了门在小楼的书房里, 不到夜深不休息。 他为人又一向采取低调, 有任何成就, 从不宣扬。

这种个性说来在这一家很典型, 因此多位亲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没有机会多加了解, 往往等到斯人已逝, 才觉得遗憾。所幸从有限的资料中, 能发掘到外公的所做作为, 为他留下长远的记录, 同时也希望给后人作些启发。

孝泉留下的书信不多, 他极少说到自己, 但有一封家书致在台湾的三女（1948）, 其中寥寥数语, 对他的心态, 提供了很真切的素描：

我亦系穷苦出身, 向来从不轻易向人讨情；自十六七岁起, 以至于今, 无论政界 、教育界, 我都涉猎过, 但在政界, 兢兢自守, 不贪污 、不懈怠, 尽我的本分, 在教育界, 我尤喜欢教导学生,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浏览孝泉的简历, 可见到他曾经担任过北京中央教育部参事, 专门教育司司长, 福建省视学官, 教育厅与财政厅秘书长等, 最后的一个公职是福建省議會秘書長； 他也曾在福建协和大学, 厦门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福建师范学院等任教, 最后由福州大学教授的职位退休。

可是真要了解他的成就, 只看这些职称是不够的。仔细分析他从事过的工作与留下的著作, 就会发现他的事业呈现了两条平行但经常交会的轨迹: 他担任过省级与中央级的中级领导, 对改建政法财经制度有想法和研究, 发的论文有过影响, 又曾在各级学校推广教育, 作育英才。换句话说, 他能办事, 善动笔, 又乐于教学解惑。

1908 - 1909年间, 他第一次留日学成师范教育返国, 就受聘到刚成立不久的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 并担任主任, 还不到30岁, 就负起拟定课程规划师资的责任, 受赞誉为, “办学认真, 成绩斐然可观。” 三年多之后, 升任为福建省视学官, 监督并处理福建省的学务, 时常巡察各乡村市镇学堂。31岁（1913）受举荐成为在北京的教育部参事。²

研究税制, 参与财政

33岁（1915）那年, 他返回福州, 受聘为福建协和大学讲师, 同时担任了福建省教育会, 福建省教育厅的领导职务。就在这段时间, 他再度公费留日, 去了早稻田大学, 攻读政治经济, 35岁（1917）学成归国。回国不久, 就经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厘金问题》一书。 出书不是一朝一日的事, 可见这课题他已甚有研究, 很可能是留日时期的成果之一。

这本书到现在已超过百年, 但至今还有财经学者引述, 是什么原因？ 值得多说几句: 厘金制度 ³设置于1833年太平天国时期, 原意是剿乱时期让地方“因地制宜”,向商人抽税以筹军费, 是商品过境时抽的一种关税。最初只及大米, 后来, 几乎无物不征, 而且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 关卡重重, 一再被征； 这种商业税制, 成了极大的税源, 但也弊端百出, 并且让国货无法与廉价的舶来品竞争, 严重地影响到清末民初民间工商业发展, 成为中国近代的一大“恶税,”是政经发展的绊脚石, 数十年来有识之士一再要求废除而未成。

孝泉的《中国厘金问题》一书, 综述缘起, 分析利弊, 是中国学者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部著作。1931年, 出书十四年之后, 中央政府终于宣布废除厘金制度, 裁厘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的一大措施。今天的学者们仍然认为研究厘金制度, 可以总结出税制变迁的基本规律, 对当前中国税制改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1924年孝泉出了另一部书, 《福建财政史纲》, 以地方财政发展的沿革做了整理归纳, 此书1935年又出了下册, 这一套书被收入《近代中国经济史》, 《近代中国史料》 等丛书内, 成为重要文献。除了出版论述, 他还担任过福建省财政厅秘书科科长, 这是具体办事的位置, 他因此有机会融汇了书本上的理论学识和单位里的实务。

主持草拟省宪

就在同一时期, 福建省议会召开临时会, 讨论制定省级立宪, 1922年他被选为九人起草员之一, 1923年又被推举为福建省制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曾开过二十多次大会, 提出省宪和实行法草案。

孝泉完成起草任务后, 于1924年春, 应厦门大学之聘, 回返教育界。这时省宪经过福建全省公民投票通过, 1925年正式公布实施, 可惜随即遭到北洋政府否决。历史告诉我们, 这时正逢军阀呈霸, 福建各系争权, 政局极为混乱； 立宪的目标在于废除集权, 通过代议制度, 分权于民, 这与军阀的集权手法直接抵触, 所以即使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 省宪还是无法实践。他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投身参与拟定宪法, 可以看出他一心盼望着有健全的政法制度, 让社会得到稳定, 百姓得以修养生息。

即使身在校园, 孝泉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1924 - 1927年间, 他担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当时法科也附属于文科, 所以他除了承担汉语应用文与演说等课程的教学, 还兼授议会法, 中国宪法等课程。1925年, 他将自己在厦大的授课讲义整理成 《中国古代法理学》 一书,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 他又在《厦门大学季刊》发表了 《福建省宪法之今昔观》, 条理清晰的说明福建省宪法成立的缘起, 内容要点, 并客观的指出利弊与症结。此文出自曾主持拟宪的政法学者, 有特殊的价值, 现收录于有关中国地方行宪史的文献, 近年仍有学者引述, 并于2007年再度出版。从这篇论文还可以看出, 孝泉本人对于平等法治的信念, 与他所响往的理想社会。

献身教育

1927年离开厦门大学回到福州后, 孝泉受聘为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孝泉与华南女大的渊源甚深, 对这所大学的发展值得做进一步的了解⁴: 华南女大1908年创校之初, 他曾帮助第一任校长程吕底亚⁵在仓前山购买校址。后来, 他的堂侄女王世静留美归国, 31岁时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1928）, 孝泉发挥过举荐的作用。王世静是前状元王文堪的嫡孙女, 她留美得到密西根大学化学博士返国, 当了华南校长后, 毕身未嫁, 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之后数十年, 华南女大规模渐成, 名望日上, 但也连续克服过一道道难关: 正式立案程序繁多, 之后抗日战乱又全校避难南平, 接着重建烧毁的福州校舍, 然后又进行教改为公立大学。1951年与协和大学和福建省立师范学院合并为“福州大学”, 1953年改名为“福州师范学院”, 合并了其他院校； 到1972年又更名为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

从建校到1951年改制, 孝泉融汇了他教育界的经验, 对妇女教育的支持, 以及在“基督教青年会” 的关系⁶, 为华南的教学与校务起过相当的作用。 孝泉的简历虽然列有不同的校名, 多可追溯到“华南女校”, 他的足迹原来一直在华南的校园里, 到超过退休年龄, 还一再被挽留, 继续留校到将近70岁。

从1908到1951, 王孝泉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 横跨小学, 中学, 大学, 最早在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后经协和大学, 英华中学, 到了华南女大, 抗日战争期间, 他随华南撤退到南平时, 还兼任过当地私立建华初中⁷校长,一贯的结合了教学与治校为一身, 凡是与教育界有过接触的, 可以体会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才。

参与政界的历程

如果在晚年才结识孝泉, 记得他谦谦君子的书生形象, 会很难想象他为何参政: 1922 - 24年他加入福建省立宪委员会, 当时国民党当政, 但掌权的军阀与地方有着尖锐的矛盾, 立宪成果被军阀势力一笔购销。

1939年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在永安成立, 孝泉参加了参议员竞选, 于1943年当选为第二届参议员。在议会里, 敢提案, 敢谏言, 主张抗日, 以正直敢言而受尊敬。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留在福建省参议会接任秘书长的职位。可惜政局混乱, 南京临时政府不久就瓦解, 省参议会被福建省人民政厅接管, 请他做特邀的人民代表, 参加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这时他已经近65岁, 不久就告退政坛。

孝泉所处的时代, 从1911年民国初创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社会与政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民主制度尚在雏形, 专治传统与革新前卫不断拉锯, 政治舞台上有革命派, 北洋集团, 立宪派等等, 各派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革命与立宪派, 有相同的宪政理想, 需求政治上的真正革新, 每一次的决策, 每一种措施, 即使一时似乎没起多少作用, 长远地说, 滴水成江河, 都注入了国家社会进步的长流里。

在风雨飘摇, 危机重重的年代, 是什么在推动王孝泉？ 他一而再, 再而三, 挺身踏上政治舞台, 不为求名逐利, 而是一点一滴的推动他关切的项目,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 执着于理想的精神与道德勇气, 多么难能可贵！